从总体上看，日本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对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与实践做了很多研究和介绍。特别是“二战”后20世纪50年代，由于斋藤秋男等人的努力，日本教师逐渐知晓了陶行知的名字，在大学教育课程里也经常介绍陶行知。但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日本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失望感、不信任感大大增加，导致关注陶行知的人越来越少。那时在日本年轻教师之中，知道陶行知名字的人几乎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1982年教科书问题之后，日本教育界再度开始关注陶行知。现在日本关注陶行知的学生和年轻研究者渐渐增多。
（三）英美汉学界的研究
美国汉学界在研究陶行知时，主要是将他与进步主义教育联系起来考察，其中尤以巴雷·基南（Barry Keenan）所做的研究最为著名，已经成为美国汉学界对这段历史的标准化解释。他那篇精彩而简洁的叙述是1974年做的，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第33卷上（1974年），中文名为《中华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他还写了一本书对这个课题进行更为透彻的探讨，名为《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1977年）。美国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多多少少注意到了进步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如休伯特·布朗1990年的论文《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论文从另一个角度对陶行知的教育改革进行了解释。著名汉学家孔飞力也写过一篇关于陶行知的论文，名为《陶行知，一位教育改革者，1891—1946》发表在《中国论文》第13卷上（1954年）。论文将儒家心学与西方唯意志论哲学做了比照，把陶行知所信奉的“知行合一”的实践原则，解读为一种唯意志论。在这样的解释框架里，陶行知就被解读为一个试图以榜样和信仰的力量来改革中国教育、拯救中国社会的唯意志论者。孔飞力的研究对海外陶行知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