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吴虞等人还作《狂人日记》、《吃人与礼教》等文，猛烈抨击封建礼教摧残人性的罪恶，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历史上的孔教与帝制密切相关，民国以来的尊孔与复辟也有必然联系。这已为民初历史所证明。先是袁世凯为做皇帝而大搞尊孔，正如鲁迅所揭露的：“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16]再是张勋复辟时，孔教运动领袖康有为自始至终参与其中，正如陈独秀在《复辟与尊孔》中所说的，尊孔派都是复辟党。历史事实既如此，孔教是否与帝制相关的争论，也就自然得到了解决。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于1918年辞去孔教会会长，孔教运动随之破产。
二、《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争
1915年9月《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创刊后，以《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为一方，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为另一方，围绕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问题，又展开了论战。
《新青年》有关反对孔教，反对旧文化，提倡西方文化的言论，引起了守旧文人的不满。除孔教会一帮人，如辜鸿铭、林纾等起而卫道外，杜亚泉以东西文化应“取长补短”之类貌似持平的议论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为《新青年》的重要论敌。他以“伧父”的笔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如《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1916）、《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1917）和《迷乱之现代人心》（1918）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张。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十分重视杜亚泉的议论，并认真进行了反驳。李大钊发表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等文。陈独秀先有《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915）等文，然后，针对《东方杂志》的言论，发表了《质问〈东方杂志〉记者》（1918）、《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1919）和《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等文，批判杜亚泉的观点。杜亚泉又以《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1918）一文作反诘，并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至此，论争形成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