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当时，努尔哈赤就特别给在辽宁抚顺经商的山西等16位商人“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不仅如此，山西商人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共八人还被后金政权封为“八大商人”，开始享受“皇商”的待遇。
1644年大清入关后，当时，清朝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向清廷建议说：“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领兵入关的多尔衮明白山西商人的威力，于是在清廷的大力招抚下，晋商也开始大规模为清朝征讨南明政权和各路义军出人出力，从而为大清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山西富商范永斗还在顺治初年被赐封为内务府皇商，为清廷贸易往来出力甚巨。
到了康雍乾时期，从贩盐起家的晋商，此时业务已经拓展到了盐、茶等各种境内外业务，并与徽商、粤商一起，成为当时国内的三大商帮。
与徽商、粤商在盐业之外，还主打茶叶生意等海上贸易不同，晋商则在欧亚大陆上，开发出了一条内陆商道。
到清代，山西商人开辟出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再通往俄国境内的彼得堡、莫斯科和欧洲大陆的国际商路，这也是继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衰落后，由晋商开辟出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其影响非同小可，这也成为晋商在清代加速崛起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