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知识分子如何走向革命的问题上，《红豆》表达了一种更加温和地对革命的认知方式与接受方式。主要表现为小说的主人公江玫走的是一条“亲情式”的对革命的接受与选择过程，与林道静仪式性的三部曲：共产党员的指引/马列思想武装/与工农结合明显不同。可以说，江玫在林道静之外提供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另一种模式，一种更具自主性、内在的心理逻辑更清晰、更写实的、“反神话”的成长模式。同样是这个原因，这篇小说在将爱情故事与宏大的历史主体结合时，显得自然、随和得多。
如果江玫也能像技术员、叶碧珍、季玉洁那样在走出感情困惑后表达一种激昂慷慨的情绪格调（像谢冕先生建议的，把红豆扔出窗外），也许《红豆》更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与美学规范。但《红豆》显然是一部因为没有完全遵循传统与规范，而真正有所“突破”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