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事业必定是根据某种深层道德而展开。希望有根基的、引申出来的底线主义能够充当普遍性批判的理想，这是错误的。底线主义只促成某种有限的——尽管是重要的、令人振奋的——团结。它并不导向一种彻头彻尾的（full-blooded）普遍教义。所以，我们暂时一道游行，然后就回到我们自己的队列。道德底线的理念在每一个这样的时刻都扮演着一个角色，不只是在游行时。这一理念解释了我们何以走到一起，也确证了我们彼此的分离。这一理念以其深度保证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深层。道德底线嵌入其中的那种道德，也是道德底线只能临时从中抽象出来的那种道德，就是那种我们向来就有的、唯一的、彻头彻尾的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底线必须有，但只要底线有了，其余部分就是不受限制的。我们应当加入布拉格的游行队伍，但是，一旦我们加入了，只要是与我们更大的道德理解相契合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自由地为之辩护。游行队列是一个，同时也是许多个（或者说，游行队列有许多个，而有时是一个）。
Ⅴ
我需要讨论道德底线主义的一种当代版本，这一版本宣称既尊重一，也尊重多，但实际上却做不到。时下流行的是在程序的意义上理解底线——用有关辩谈或决定的浅层道德来统摄实质性的深层道德的每一特殊产物。由是观之，底线主义为不同的道德充量（moral maximums）提供了生成规则。我们与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所共享的或应当共享的那一小部分理念指导着我们生产出我们没有共享、也不需要共享的诸多复杂文化——文化的生产也由此得到解释和证明。一般而言，正如在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批判理论中，这些共享的理念要求着民主的程序——实际上，它们要求的是彻底的民主，而人民就是那些口齿清楚的行为人，就是那些对于实质的正义问题有着无休止争论的男女众生。[12]底线道德存在于将所有言说者系于一起的约定规则（the rules of engagement）之中；充量主义则是他们的那些争论的不尽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