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见我的一篇题为《极端的和有限制的功利主义》的文章，载《哲学季刊》，1956（6），344～354页。这篇文章有许多印刷错误。较好的版本收录在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编辑的《伦理学理论》（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一书中，或迈克尔·D.贝尔斯（Michael D.Bayles）编辑的《当代功利主义》（纽约，杜博莱德出版社，1968）一书中。在这篇文章里，我用“极端”和“有限制”来指代布兰特使用的“行动”和“准则”。现在，我更喜欢布兰特这种恰到好处的提法。
［16］参见A.K.斯托特（Stout）的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假如每个人都采取相同的行动》，载《澳大利亚哲学》，1954（32），1～29页。这篇文章实际上讨论了与此相同的问题。
［17］关于准则崇拜，参见I.M.克龙比（Crombie）：《社会的钟表结构与功利主义道德》，载D.M.麦金龙（Mackinnon）编辑的《基督教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53，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