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师大会之后，校领导亲自找她谈话，问她孩子怎么回事，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需要什么帮助，学校无条件支持。她头一次心虚起来，不敢回答。坐在办公室里，她听得见那些从前一直赞不绝口夸她培养了一个榜样、楷模、优秀儿子的同事们，现在一定都在私下里带着同情和悲悯嘲讽她。嘲讽她没关系，嘲讽她儿子不行。每次模考之后，成绩单都张贴在学校大厅里，新的成绩单会覆盖旧的，但最后那一次模考，那张榜首不是贺尧的成绩单，要一直张贴到高考录取榜出来。来来往往的学生对着成绩单指指点点，或哭或笑，每一个字都是一根灼烫的针，狠狠刺在她心口。
贺尧却跟没事人似的，她让他在家里待几天不要去学校了，他就不去。但她不能不上班，她往家里打电话，发现他趁她白天上班偷偷跑出去，她就在早上出去时把家门反锁。她让他坐在书桌前复习，他就笔直地坐在那儿，但笔不动，眼睛也不动，仿佛是对她无声的抗议。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他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像他那天站在台上读男科广告一样，冷漠而疏离。
终于她先受不了了。当她晚上回来，看到她摆在他桌上的早饭动都没动的时候，突然浑身发抖，脑袋一片空白，伸手胡乱一推，桌上放了一天的冷饭菜应声落地，摔得七零八落。她手脚无力，滑坐在地上，索性抱着他的椅子腿号啕大哭。再这样下去，不管他发不发疯，她都要发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