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古为今用”的过分运用乃至滥用，也在现代历史剧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尤其是剧作中过多的象征、影射、比附与类比手法，将今人之事强加到历史人物身上，让古人完全变成当今时代精神的“历史传声筒”，甚至让古人替今人直接进行道德说教，不能不说犯了文学创作的大忌。尽管从数量上看，抗战时期的历史剧最为繁兴，但其中真正称得上艺术精品、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历史剧作，除了郭沫若的《屈原》等少数作品之外，很难寻到。大多数都只是一些“应急”与“应命”之作，不仅在艺术上表现得草率与低劣，也违背了起码的历史事实与常识。
以某一特定时代的政治意识改造历史，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并与数千年传统社会的历史共识发生断裂，可谓是现代历史文学的最大教训。从根本上讲，现代中国过于剧烈的社会动荡，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自鸦片战争开始的整个中国现代史，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多灾多难的“乱世”，而且还是数千年来未曾遭遇过的天崩地裂般的特殊时代。民族、国家的危机与激烈的社会革命，成为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现代中国社会的“最强音”。而这两大时代强音又都不得不诉诸极端性的暴力与战争手段，都需要全民动员的特殊应急体制。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让位给社会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这个“中心”任务。为了它可以牺牲一切，包括文学的审美特性和历史的基本认知。不幸的是，现代历史剧就成为其中最为直接的牺牲品之一。而这又与话剧本身的文化艺术特性直接相关。因为戏剧与小说等其他文艺形式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集体仪式性。这就决定了它的传播方式与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的根本区别：观众来到剧场观赏戏剧是一种集体行为；任何戏剧的演出，也都是一次“群体性”事件。因此戏剧的社会影响更具直接性与集体性，更容易产生社会轰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