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八六)便是这第二次错乱病底表白,这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为悲剧化,故它的后果亦更重大。在人类底苦海中,实在的,并非一般有闲的人在烦恼中造作出来的苦海中,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究竟算得什么呢?要不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么?
一幅奇妙的肖像,我见了不能不感动的,说出托尔斯泰在这时代所感的痛苦。他是正面坐着,交叉着手臂,穿着农夫底衣服;他的神气颇为颓丧。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他的胡髭已经花白。他的长须与鬓毛已经全白了。双重的皱痕在美丽宽广的额角上画成和谐的线条。这巨大的犬鼻,这副直望着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多少温和善良啊!它们看得你那么透彻。它们不啻在为你怨叹,为你可惜。眼眶下划着深刻的线条的面孔,留着痛苦的痕迹。他曾哭泣过。但他很强,准备战斗。
他有他英雄式的逻辑:
“我时常听到下面这种议论,觉得非常错异;‘是的,在理论上的确不错;但在实际上又将如何?’仿佛理论只是会话上必需的美丽的辞句,可绝不是要把它适合实际的!……至于我,只要我懂得了我所思索的事情,我再不能不依了我所了解的情形而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