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老师在黑板上挂了四幅图片：一个红领巾在上学的路上帮助一位老大爷把板车推上桥。老师按照座位的顺序让孩子们一一根据图片讲述故事。老人、孩子、桥、板车、雷锋，来来去去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没有人注意到天空上有个圆圈。
轮到那个小女孩时，故事已经在很多孩子的口中咀嚼得成了渣子，再无新奇可言。女孩停顿了一下，脱口而出：“早晨，东方升起一轮金灿灿（也许是红彤彤）的太阳。”女孩讲完这句话时有些忐忑，因为她看见老师怔了一怔。
几天后，老师来女孩家中家访（那个时候老师都有定期家访的传统）。女孩胆小，躲在另一个房间里不肯出来，却隐约听见老师对母亲说：“一个七岁的孩子，知道从描述景物开始讲故事，还能给黑白图片加上颜色，好好培养，将来能成为作家。”母亲并无格外的喜色。大人世界的各种担忧和恐惧，小孩无从得知，小孩却已明白此生的目标。
那个孩子就是我。未来的种子已在那时播下，但是萌芽的日子却遥遥无期。我的文学种子从扔下到真正发芽的日子，间隔了三十几年。在我长大的日子里，关于写作的兴趣没有得到任何鼓励和“培养”，这个高危职业让大人们噤若寒蝉。在一连串错位的时代和事件中，经历了无数次与环境的碰撞迂回妥协，我的种子竟然最终萌芽，长出了枝叶。在母语并非汉语的土地上，在读者和出版社都遥隔一片大洋的尴尬境地里，在与为生的持续博弈中，我写出了这些书，这本身就是我儿时所无法想象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