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Frederick M.Barnard，Herder on Nationality，Humanity，and History，Montreal and Lond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3，pp.5-6.
[64] Lung-kee Sun，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New York and London：M.E.Sharpe，2002，p.52.
[66]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128页，香港，中华书局，1983：“我想真正的革命家，应该了解那地方的民族精神才好。”但编者不能确定此信确切年代，推测是1921年。虽然无法知道此信确切年代，但其年代在何炳松著作发表之前应无问题。
[67] 郑匡民先生将梁启超这种思想归结为福泽谕吉的影响，见《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55～8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有关梁启超与日本近代学术的关联，参见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王汎森先生则指出近代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的兴起与梁启超关系密切，而梁启超的国民思想论一是受其国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受日本学者尤其是德富苏峰的影响；见《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载《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125～146页，此文揭示了史学思想与时代政治变化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