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坚称他是自然之子，并且他不应当装作远远高于动物（他本来显然如此）的话，他就默认了他至少是一种有倾向也有能力表现这类自负的古怪动物。另一方面，如果他坚称他处在自然中独一无二的位置，并且要将其理性能力作为其优越之处的证据，那么，在其独特性的炫耀中通常会流现出一种焦虑的迹象，此迹象显露了他与野兽之间血亲关系的无意识感觉。在达尔文式的争论中，在传统主义者对达尔文论点的抵制中，此种焦虑所表现的热情与敌意均表明这种焦虑的迹象具有一种极端的重要性。而且，评价他理性能力之意义的努力也意味着一种超越他自身的程度，这种程度在“理性”通常所涵盖的范围内并没有给予充分的界定或解释。因为人在估量自己理性之意义时，在某种意义上是超乎“理性”的，且有着超乎形成一般概念的能力。
如果人将其独特性视为理所当然，他立刻就会卷入有关他的德性的问题和矛盾之中。如果人相信他自己在本质上就是善的，并且将人类历史上所公认的那些恶行都归咎于特殊的社会和历史因素的话，他就必然会对这类问题展开追问；因为最近的研究揭示出，所有造成那些恶行的特殊历史因素都只不过是人类自身邪恶倾向的具体结果和历史外表而已。如果不这样预设人类的这种邪恶能力的倾向，它们根本就不可能被理解。另一方面，如果人对自身持乐观结论，他作出这些判断的能力似乎就否定了其判断的内容。如果人自己知道自己是本质邪恶的，他又如何可能在本质上是邪恶的呢？当这种终极主体、这个完美的“我”超越那些将自身作为客体的蹂躏性判断时，其特征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