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此内在于善，尽管它对体系的反抗不表现为主体性在自我主义上的呼叫，这样的主体性仍然对它的幸福或者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式的拯救耿耿于怀。把存在视为向往，就是同时排斥孤立主体的本体论和实现自身于历史内的无人称理性的本体论。将存在视为向往和善，不是要将我先在地孤立起来，好似这我随后扑向某种彼岸。它肯定的是一种内在的自我把握——自我产生为我——这种自我把握着的是已经朝向外面的同一种姿态，它也已是外渗和显现——已回答了它的把握之物——已是表达；意识已经是言语；言语的本质是善，是友情和好客。他者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同一的否定。同一与他者在本体论上的分裂的根本事实是同一与他者的非变态关联。
超越或善自我产生为多元主义。存在的多元主义并不自我产生为一种展示于可能之观看前的星系多样性，因为它总已大全化，总已消融于整体中了。多元性完成于善内，这善从我出发而达于他人，作为绝对异他的他人只能自我发生在善中，它的条件是，对此运动的环视不能从中推导出一种高于发生在善本身内之真理的真理来。只有通过言语（它是善的发生场所）并永远留在外面，我们才能进入这样的多元社会；但我们走出多元社会并不仅仅是为了内在地观看自己。多元性的统一是和平，而不是构成多元性之成分的共同存在。和平因此不等同于斗争的终结，斗争的结束总是由于没了斗争者，总是由于胜败已成定局，或者说，总是由于一切都归于死寂，未来成了普遍性王国。和平应是我的和平，它存在于一种从我到他人的关系中，存在于向往和善中，我在善中既自持于自身又非自我主义地存在着。和平根据一个保证着道德和现实之交汇的我来理解自身，或者说，它的依据是一种无限的时间，透过繁殖性，这无限的时间就是和平的时间。在真理于其中公开自身的判断前，我将依然人格地存在着，此判断由人格之我从外面而来，而不是来自某种非人格的理性，这理性用人格来加以伪装，在人格的不在场中宣示自身。